克鲁格曼著名的1994年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是Jim Chanos对中国的看法的基石。这篇文章被认为是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其主要观点是只靠投入推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只有技术进步，提高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动力。  

亚洲奇迹的神话∗

保罗·克鲁格曼著

张曦　译　张兆杰 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刊 2000 年 第一期

∗ 原文发表于《外交》杂志（11 月/12 月，1994）（62－78 页）。

一个警世寓言

曾几何时，西方一些舆论领袖发现，几个东方经济异乎寻常的增长速度不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令他们感到畏惧。尽管那些经济和西方经济相比还穷得多，经济规模也小得多；但是，它们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成一个工业强国的速度、它们持续地以数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的能力、它们在某些领域内挑战甚至超越欧美技术的能力越来越强大，这些看起来不仅对西方的实力，也对西方观念的支配地位提出了挑战。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并不认同我们对自由市场或不受约束的公民自由权利的信念；他们越来越自信地宣称他们的制度更为优越：他们的社会承认强权乃至独裁政府，为了共同的利益愿意限制个人自由，现在政府管理着国家经济，牺牲消费者的短期利益以获得长期增长，他们的社会最终能超越西方那些越来越混乱的社会。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同意这个观点。

西方和东方的经济绩效差距最终成为了一个政治话题。在一位年轻、精力充沛的新总统带领之下，民主党再次入主白宫；新总统发誓要“振兴国家”－－对于他和他身边的顾问来说，这个誓言的含义是加快美国的经济增长以迎接东方的挑战。

当然，那是60 年代早期的事情了。那位充满活力的年轻总统就是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令西方人如此惊悚的技术成就是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以及早期苏联在太空的领先地位；增长迅速的东方经济是苏联和它的卫星国。

在50 年代，虽然共产主义经济的增长成为无数危言耸听的书籍和争论不休的文章的主题，一些经济学家认真地研究了这种增长的根源，描绘出一幅与当时流行的绝大多数看法截然不同的景象。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产出的迅速增长完全可以用投入的迅速增长来解释：就业的膨胀；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有，最重要的是，在物质资本上的巨大投资。一旦把这些投入都考虑进去，产出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或者，换句话说，只要仔细检查就能发现，苏联令人震惊的增长其实并不神秘。

这个经济分析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第一，有关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多数推测－－包括那些流行的认为西方经济借鉴共产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就可以轻松地加速它们的经济增长的观点－－都没有什么根据。苏联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愿意储蓄，即牺牲眼前的消费来换取未来的生产。共产主义的例子丝毫没有说明有“免费午餐”。

第二，对共产主义国家增长的经济分析暗示了它们未来的工业扩张会受到限制－－换句话说，暗示着简单地用它们过去的增长速度来预测未来很可能大大高估了它们真正的前景。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报酬递减的约束。苏联经济完全不可能保持前几年那样的劳动用工、平均教育水平，尤其是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可以预见，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会放慢，而且可能是急剧放慢。

50 年代华约国家的增长，与如今倍受政策智囊们注目的亚洲国家令人吃惊的增长相比，究竟有没有什么类似之处呢？当然，从某些层次上讲，它们的差距太大了：20 世纪90 年代的新加坡看起来完全不象50 年代的苏联，而且新加坡的李光耀和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更不用说和约瑟夫·斯大林有什么地方相象了。但是，最近有人对太平洋周边国家的增长来源进行了经济研究，在那些能回想起关于苏联增长的讨论的人看来，这些研究结果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现在就跟那个时代一样，流行的宣传与真实的前景之间、传统认识与铁的数据之间有天壤之别，以致于合理的经济分析不仅被许多人忽视了，而且有人将研究结果发表出来的时候，也常常被认为是一派胡言而被置之度外。

应该给公众对亚洲繁荣的热情泼点冷水了。亚洲的快速增长远不是如许多作家宣称的那样是西方的一个样板；它未来的增长前景几乎比任何人现在想象的都要有限得多。当然，要驳斥这样一个几乎被广泛接受的信念，必须让人们相信你说的是对的。本文从30 年前关于苏联增长的讨论中一种错误的说法开始，来说明我们可能又犯了一个老错误。我们以前就已经犯过这种错误。然而，这样说的问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还记得苏联帝国的经济绩效曾经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曾经是多么地令人惊恐。所以，在讨论亚洲的增长之前，先来回顾一个重要却几乎已经完全被遗忘了的经济历史可能是很有用的。

“我们将会埋葬你们”

生活在一个苏联帝国已经土崩瓦解的时代，大多数人很难意识到曾几何时苏联经济是一个世界奇迹，而不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代名词－－那时，赫鲁晓夫用鞋子“怦怦”地敲着联合国的主席台，宣称：“我们将会埋葬你们。”他不是在炫耀军事，而是在炫耀经济。因此，翻一翻《外交》之类的杂志，你会惊讶地发现，从50 年代中期到60 年代早期，每年至少有一篇文章讨论苏联工业实力越来越强大的影响。

1957 年卡尔文·B·胡佛（Calvin B. Hoover）1的一篇文章就可以说明当时的基调。象西方的很多经济学家一样，胡佛批评苏联的官方统计数字，说它们夸大了真实的增长速度。然而，他的结论是，苏联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这种说法是完全可信的：他们经济的增长速度“两倍于任何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大部分年代里的增长速度，（并且）三倍于美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他认为“集体主义的、独裁的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可能本来就优于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并且预言到70 年代早期，苏联经济会超过美国。

在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认为这些观点有什么稀奇古怪。相反，对苏联中央计划的一般印象是，它可能很野蛮，也可能不能很好地提供消费品，可是它能非常有效地促进工业增长。1960 年，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把苏联经济形容为“在意志坚强的铁腕领袖的领导下”－－他这么说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证据，他坚信自己是在表达一种人所共知的观点。

但是，许多研究苏联增长的经济学家逐渐得出了一个大相径庭的结论。尽管他们并不否认过去苏联增长的事实，但是他们对那种增长的实质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们的解释暗示着需要重新考虑苏联经济未来的前景。为了理解这个新的解释，我们有必要来一段小小的插曲，讨论一下经济理论中一个看起来很深奥、实际上却很实用的概念：增长核算。

苏联衰退的解释

经济扩张代表了两个增长来源的加总，这是个同义反复。一方面是“投入”的增长：包括就业的增加，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物质资本存量（机器，厂房，道路，等等）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这种增长可能是更好的管理或更好的经济政策的结果，但在长期，最主要的是知识积累的结果。

增长核算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计算两者的确定数量来具体化上述框架。然后，核算就能告诉我们每种投入－－比如，资本、劳动－－所带来的增长是多少，效率提高又带来了多少增长。

每次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作一个简单的增长核算；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将整个国家的增长区分为由劳动供给增加带来的部分和单位工人生产的产品价值增加所带来的部分。然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总是来源于工人效率的提高。劳动只不过是很多投入中的一种而已；如果工人被管理得更好，或者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技术知识，他们会生产得更多，但只要他们有了更好的机器，他们也会生产得更多。一个人用推土机来挖沟会比一个人只用铲子挖得快，但他的效率并不是更高；他只不过有了更多的资本可以用于工作。增长核算的目的就是获得一个综合考虑了所有可计算投入的指数，计算出国民收入相对于这个指数的增长速度－－即估计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2。

到目前为止，这好象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但是，一旦开始从增长核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经济增长过程的关键性的看法：只有当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时，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才会持续增长3。仅仅增加投入，而不提高使用这些投入的效率－－即投资于更多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一定会遇到报酬递减的问题；靠投入驱动的增长注定是有限的。

那么，在过去150 年里，今天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怎样持续增长的呢？答案是技术进步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即单位投入的国民收入持续增长。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教授在一个著名的估计中认为，美国长期人均收入的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资增加只解释了余下的20％。

当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苏联的经济增长时，他们用的也是增长核算这个工具。当然，苏联的数据有些问题。不但很难收集到可以使用的产出和投入的估计值（雷蒙德·鲍威尔（Raymond Powell）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认为这个工作“怎么看都象是一次考古发掘”），而且还有哲学方面的困难。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很难用市场报酬来衡量资本投入，所以研究人员被迫用类似发展水平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报酬为基础来计算。但是，当开始干这件工作时，研究人员很清楚他们会发现什么。正象资本主义的增长是建立在增加投入和提高效率的基础之上，其中效率又是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样，他们也希望发现，苏联的快速增长既反映出投入的快速增加，也反映出效率的快速提高。

但是，他们却发现苏联的增长只是建立在投入的快速增加的基础之上的－－传奇到此为止。效率提高的速度非但没有出色之处，而且远远低于西方经济的速度。实际上，某些估算表明，效率根本就没有提高4。

苏联想尽一切办法动员经济资源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斯大林时代的计划者们把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农场迁移到城市，让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投入劳动大军，强迫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延长劳动时间，实行庞大的教育计划，而且，最重要的是，把国家越来越大比例的工业产出重新用于建设新工厂。另外，令人吃惊的是，只要把这些基本上可以衡量的投入发挥的作用考虑进去，就可以完全解释苏联的经济增长。苏联增长最让人诧异的地方是它的一目了然。

这种一目了然有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所谓“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的论断原来只是一个误会而已。要说苏联经济真有什么特别的能力，那就是它动员资源的能力，而不是有效地使用资源的能力。每个人都清楚，

1960 年时的苏联远不如美国有效率。很奇怪的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个差距正在缩小。

第二，因为投入驱动的增长本身就是一个有限的过程，苏联的增长终究会减缓。早在苏联增长显示出减缓的迹象之前，经济学家就已经通过增长核算预见到了这个趋势。（经济学家们倒没有预见到苏联会在一代人之后解体，不过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也是个有用的警世寓言，它告诉我们用过去的趋势来天真地预测未来是多么危险。那么，它和当今世界有关系吗？

一群纸老虎

在亚洲近年来的成功和30 年前的苏联之间，一开始很难看出有什么相同之处。实际上，可以这么说，通常一个商人去新加坡之类的地方旅行，下榻在这个城市最豪华的旅馆，他永远不会想到它们和莫斯科那些蟑螂出没的旅馆有什么相似之处。怎么能将亚洲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和苏联为了实现工业化那种坚忍不拔的干劲相提并论呢？

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让人吃惊的相似之处。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就象50 年代的苏联一样，主要靠令人瞠目地动员资源实现了快速增长。一旦把投入迅速增加对这些国家增长所起的作用考虑在内，就没有其他什么需要解释的了。亚洲的增长，就象高速增长时代的苏联一样，看起来也无非是由劳动和资本这些投入的惊人增加所驱动的，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的5。

我们着重来考虑一下新加坡的情况。从1966 年到1990 年间，新加坡经济增长显著，年增长8.5％，三倍于美国；人均收入以6.6％的速度增长，几乎每10 年就翻一番。这个成绩看起来是个经济奇迹。然而，人们发现这个奇迹是靠流汗得来的，而不是靠灵感：新加坡的增长也是靠动员资源，其程度就连斯大林也会自叹不如。工作人口的比例从27％飙升到51％。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也骤然提高：在1966 年，一半以上的工人根本没受过什么

正式教育，而到1990 年，三分之二的人完成了高中教育。最重要的是，国家大量投资于物质资本：投资在产出中的比例从11％上升到了超过40％。6

就算不进行正式的增长核算，这些数字也能清楚地表明，新加坡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前的行为转变的基础上的，这种转变是不可重复的。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参加工作的人口比例几乎翻了一倍，不可能再翻一倍。半文盲的劳动力被大部分拥有高中文凭的劳动力所代替；但是从现在开始一代人之后，大多数新加坡人不可能拥有博士学位。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40％的投资份额都已高得惊人；70％的投资份额会显得很荒唐。所以我们可以马上得出结论：新加坡将来不可能再达到能与过去相媲美的增长速度。

不过，只有做过了扎实的计算之后，令人震惊的结果才出现：新加坡所有的增长都可以用可计算投入的增加来解释。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效率提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光耀执政时期新加坡的增长与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增长是经济“孪生兄弟”－－都是纯粹靠动员资源实现的增长。当然，今天的新加坡比苏联任何时候－－即使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巅峰时期－－都要繁荣得多，因为尽管新加坡效率还很低，但是比苏联更接近于西方经济的效率。不管怎么说，关键是新加坡的经济向来是比较有效率的；只是以前缺乏资本和受过教育的工人。

新加坡是公认的最极端的情形。其它增长迅速的亚洲经济没有象新加坡那样大幅提高劳动用工、急剧提高教育水平，或者提高投资比率。但是，基本的结论是一样的：几乎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效率提高了。金（Kim）和刘遵义（Lau）在谈及亚洲“四小龙”时认为，“不能否认亚洲的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战后技术并没有进步的假说”。扬（Young）则更充满诗意地写到，一旦考虑到投入的快速增长，“东亚四小龙”的生产率就“从奥林匹亚的高峰直坠到了泰萨里平原。”

这个结论与传统认识针锋相对，以至于得出这个结论的经济学家很难得到一次发言机会。早在1982 年，哈佛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曹源（Yuan Tsao）写了一篇关于新加坡的论文，她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新加坡的效率提高了。但是，就象扬所说的那样，她的文章“被认为不可信而被忽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当金和刘遵义在1992 年台北的一次会议上演示他们的论文时，虽然有许多人毕恭毕敬地倾听，但没有立刻产生影响。然而，当扬在1993 年欧洲经济协会举行的会议上试图证明亚洲经济增长是由投入驱动时，他碰了壁，没有人相信他。

在扬最近的论文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他被这种完全不顾事实、对传统认识深信不疑的态度激怒了。他把文章的题目叫做《残酷的数字》－－他的意思是，你可能不愿意相信这些，朋友，可是你不能对数字视而不见。他以一个嘲讽的引言开始，用弗莱德（Friday）警官那种不带感情色彩、“我只要事实，夫人”式的风格写到：“这是一篇相当乏味的、冗长的论文，而且我是故意这么写的。本文没有对东亚增长做出任何新的解释，因而不会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没有发现东亚增长进程后面的力量对理论有什么新的寓义，因而不会激起理论家的兴趣，也没有从东亚政府巧妙的干预中发现对政策有什么新的寓义，因而也不会引起主张实行干预政策的人的兴趣。相反，本文只是集中全力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出增长、要素积累和生产率增长的历史模式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当然，他只是故意这么说而已。他的结论削弱了大多数关于亚洲国家在未来的世界经济里、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传统认识的基础。不过读者已经注意到，对亚洲增长做出上述不同解释的统计分析集中在“东亚四小龙”，即第一次被冠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那些小国。那么，大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日本和中国的情形如何呢？

大日本放慢增长

对于许多认为世界经济命运系于太平洋周边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可能用日本的例子来反驳对东亚增长前景的怀疑。毕竟，日本就是一个从赤贫中起步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为什么怀疑其他亚洲国家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虽然许多作家提到过一种“亚洲体制”－－它是亚洲所有获得成功的国家共有的一个因素，但统计事实告诉我们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日本在50 年代和60 年代的增长不同于新加坡在70 年代和80 年代的增长。日本并不象东亚“四小龙”，它似乎是通过迅速增加投入和迅速提高效率而成长起来的。如今那些增长迅速的经济根本无法达到美国的效率水平，但日本毫无疑问正在技术上赶上美国。

第二，虽然日本过去的表现确实非同凡响，但它奇迹般增长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虽然日本许多年来仍在努力比其他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可是现在增长速度的差距已经比以前小多了，而且还在缩小。

令人奇怪的是，虽然许多有争议的文章谈及日本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却很少有人提及大日本放慢了增长。大部分文章似乎陷入了时间的迷魂阵，作者们在写作时似乎仍然认为日本还是60 年代和70 早期那样奇迹般增长的经济。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从1991 年以来一直困扰日本的严重衰退就算还没有结束，也很快就到头了，日本的经济可能很快就会开始强劲的短期复苏。可是，关键在于即使全面的复苏也远远达不到20 年前许多聪明的观察家预言的水平。

比较一下日本20年前的增长前景和现在的增长前景可能会很有用。1973年，日本与美国相比经济规模还很小，也很穷。人均GDP 只有美国的55％，GDP 最多只有美国的27％。但是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清楚地预示着一次巨大的变化。80 年代日本的真实GDP 以年均8.9％的速度迅猛增长，人均产出则以每年7.7％的速度增长。尽管美国增长的速度以它自己的历史标准来看已经很高，达到了3.9％（人均2.7％），但是却没法和日本相提并论。显然，日本人正在很快地逼近我们。

实际上，从这些趋势直接推算，在不久的将来美日的地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按1963 年到1973 年间的增长速度计算，1985 年，日本的真实人均收入将超过美国，到1998 年日本的总产出就会超过美国！那时，人们确实对预测的这种趋势深信不疑。只要看看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所写的《日本正在成为超级大国》，或者埃兹拉·沃格尔（Ezra Vogel）所写的《日本：独占鳌头》之类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书的标题，就能回忆起来，那时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日本正在迈向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日本的经济地位确实不断上升，可是与当年的推算相比，步伐小得多。1992 年日本的人均收入还只有美国的83％，总产出只有美国的42％。原因是从1973 年到1992 年，日本的增长速度比高速增长的年份里慢了许多：GDP 每年只增长3.7％，人均GDP 每年只上升3％。1973 年之后美国也放慢了增长，但是，一点也不剧烈。

如果用1973 年之后的增长速度来推算未来的增长速度，日本相对而言还会增长，不过势头不会那么猛了。从1973－92 年的趋势推算，日本的人均收入将在2002 年超过美国，总产出则要到2047 年才能超过美国。这可能还是高估了日本的前景。日本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他们国家潜在产出的增长速度，即一旦日本克服衰退造成的萧条后可持续的增长速度，目前不会超过3％。而且这个速度只有通过很高的投资率，投资在GDP中所占份额将近美国的两倍才能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去几年里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至少有所加快，当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就可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日本正在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逼近美国的效率，但即便如此，日本的人均收入也绝不可能赶上美国。换句话说，日本并不象有时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经济奇迹的典型，再说，日本的经历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相同之处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少。

中国综合症

对于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中国比日本使亚洲的命运更难以捉摸。尽管中国现在还很贫穷，但人口众多，只要生产率水平达到西方的几成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中国与日本不同，近几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确实非常快。它未来的前景如何呢？

由于实际和哲学方面的原因，我们很难对中国的繁荣进行分析。实际中存在的困难是，尽管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增长非常迅速，可是统计数据的质量却极其糟糕。最近发现中国官方对外国投资的统计数据高报了六分之一。因为中国政府在税收和规章制度方面给外国投资者一些优惠，因而促使国内企业家虚报外国合作者或者挂外国企业的名。这个插曲使人们很难对这个生气勃勃却腐败丛生的社会公布的其他任何统计数据抱有信心。

哲学上的问题则是我们还不清楚该用哪个年份来作基年。如果从中国决定转向市场经济的那时（比如1978 年）开始来计算它的增长的话，毫无疑问，在投入迅速增长的同时效率也有了巨大的改善。可是，随着这个国家摆脱毛泽东晚年的混乱局面，经济效率迅速恢复就没有什么值得诧异的了。然而，如果从文化大革命之前（比如1964 年）开始来计算增长的话，情况看上去就很像东亚“四小龙”：效率没有提高多少，绝大部分增长是由投入驱动的。不过，这样计算好象也不公平：中国社会主义的迟钝表现会低估中国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表现。也许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以来的部分、但不是全部效率提高可能代表了经济从以前的水平上复苏，其余部分代表了一个可持续的趋势。

即使中国的增长稍微放慢仍会极大地改变地缘政治的轮廓。据世界银行估计，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大约是美国的40％。假设美国经济继续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如果中国能够继续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就会比我国的经济规模大三分之一。但是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只有7％－－这个速度更现实，那么到2010 年它的GDP 只有美国的82％。世界经济的重心依然会发生相当大的转变，但是远远没有现在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剧烈。

并非神话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纪录极大地影响了关于经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传统认识。许多、可能大多数讨论全球经济的作者想当然地认为这些经济的成功证明了三个命题。第一，世界科技正在发生大扩散，西方国家正在失去它们传统的优势。第二，世界经济的重心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国家。第三，可能在少数人看来，亚洲的成功证明了更少公民自由和更多计划的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而这种体制是我们西方所不愿意接受的。

东亚非凡的增长纪录只不过是由投入的迅速增长创造的，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亚洲经济增长再也不是一个神话，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上述三个结论提出了质疑。

首先看看发达国家正在失去它们的技术优势的观点。现在技术在各国之间的流动越来越频繁，新兴工业化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生产率的能力越来越强大，目前讨论世界经济的很多文章认为上面的看法是不言而喻的。许多作者警告说，由于资本流向第三世界以及从那些国家进口产品损害了西方的工业基础，这种技术扩散会给西方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就算这种说法的初始前提是正确的，它也有严重的概念错误。7 不过，不管怎么说，尽管技术可能在某些特定的行业扩散，但是已有的证据根本没有表明，整个世界的技术差距正在消失的观点是正确的。相反，金和刘遵义发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老牌工业强国之间“在技术方面并没有明显的趋同”；扬发现东亚“四小龙”效率提高的速度并没有许多发达国家高。

没有任何技术迅速趋同的迹象可以解释一个否则令人费解的问题：尽管关于南北资本流动有许多华丽的说法，但是在90 年代，到现在为止实际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很少－－资本主要流向拉美国家，而不是东亚。实际上，一些东亚“小龙”现在已经成了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如果这些工资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迅速接近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水平，那么这种行为就非常奇怪。然而，如果东亚的增长实际上主要是由投入驱动的，如果那里成堆的资本的收益已经开始递减的话，这是非常合理的。

不过，如果东亚的增长确实已经遇到了收益递减的问题，那么就需要重新对待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传统认识。过分地渲染以下观点可能会犯错误：除非发生灾难性的政治动乱，否则东亚的增长速度在下个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可能继续高于西方国家。然而，它不可能再保持前几年的速度了。站在2010 年的角度来看，目前根据最近的趋势来预测亚洲会获得霸主地位，就好象站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来看，60 年代人们预测苏联将会获得工业霸主地位一样，都是荒唐的。

最后，东亚增长的事实表明，我们可能不得不抛弃一些流行的认识。经常有人宣称，东亚经济的成功证明了我们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这些经济的增长证明了巧妙的产业政策和有选择地实行保护是有效的；这些说法已经越来越常见了。詹姆斯·法洛斯等作家们认为这个地区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亚洲体制”，忽视它们的经验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险。众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就更不用提日本了）大相径庭的制度和政策根本就不能被称作一种共同的体制。但是，不论如何，如果亚洲的成功反映了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优点，那么这些优点也应该肯定体现为经济效率以不同寻常的、惊人的速度提高。但是根本没有这种效率出乎意料地提高的迹象。

太平洋周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异乎寻常地动员资源进行经济建设已经得到了回报，这些回报正是最乏味、普通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的。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

这个答案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对美国那些对降低赤字和提高国民储蓄率的艰苦任务束手无策的政策智囊们。但是，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喜欢沉闷而成为一门沉闷的科学；而是因为我们最终不仅必须屈从于残酷的数字，而且必须屈从于它们所表达的逻辑。

注释：

1胡佛的语气－－批评苏联的数据失真，但却接受苏联获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一事实－－是那时许多评论的典型之一（比如，看看Edward Crankshaw 在The Atlantic Monthly 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第一篇文章是1955 年11 月发表的“Soviet Industry”）。1959 年，赫鲁晓夫出访美国，同年人们对苏联增长的政治影响的焦虑达到了顶点。Newsweek 对赫鲁晓夫夸下的海口信以为真，警告说苏联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中央情报局局长Allen Dulles 在联合经济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告诫说，“如果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在下个十年还象现在预测的那样，保持在每年8％或9％的水平上，那么，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就会被危险地缩小。”

2 初看上去，创编一个包括全部投入的指数可能就象是比较苹果和橙子，也就是说，好象是试图把没法比较的东西，如一个工人投入的时间和他使用的新机器的成本加在一起一样。怎样确定不同组成部分的权重呢？经济学家的答案是使用市场收益。如果工人平均一小时能得到15 美元，那就在指数中给每人每小时15 美元的权重；如果一台价值100,000 美元的机器平均每年能够得到10,000 美元的利润（10％的收益率），那就给每台这样的机器10,000 美元的权重，如此等等。

3 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假设的例子。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口和劳动力是固定的，因此，增加机器设备等的投资提高了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本量。最后，让我们随便举几个数字。说得具体些，假设一开始每个工人都配备了价值10,000 美元的设备；假设每个工人都生产价值10,000 美元的产品和服务；还假设资本一开始有40％的收益率，就是说，一台10,000 美元的机器设备每年获得4000 美元的利润。

现在，假定这个国家总是把产出的20％用于投资，就是说，用20％的收入来增加它的资本存量。这个经济能以多快的速度增长呢？一开始确实非常快。在第一年，单位工人的资本存量会增加10,000 美元的20％，即2,000 美元，以40％的收益率计算，这将增加产出800 美元：8％的增长速度。

但是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是不可能保持下去的。考虑经济到了单位工人的资本翻一倍，即20,000 美元时的情形。首先，单位工人的产出不会以同样的比例增长，因为资本存量只是一种投入。就算增加的资本存量也能获得40％的收益率，单位工人的产出也只能达到14,000 美元。收益率肯定会下降－－例如，只有30％甚至25％。（在一个建筑项目中使用一台推土机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但是如果已经使用了12 台推土机，再增加一台对生产率的提高就不会有那么大了。）综合考虑这些要素，我们就可以得出：

如果产出中的投资比例不变的话，增长速度会急剧下降。从14,000 美元中拿出20％，即2,800 美元用于投资；以30％的收益率计算，这只能增加840美元的产出，就是说，增长速度只能达到6％；以25％的收益率计算，增长速度只能达到5％。当资本继续积累时，收益率以及增长速度都会继续下降。

4 雷蒙德·鲍威尔总结过这项工作，见1968 年12 月Scientific American 上的“Economic Growth in the U.S.S.R”。5 最近，许多人对太平洋周边国家高速增长的来源进行了量化研究。重要的论文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和他的助手Jong-ll Kim 所写的“The Sources of the Growth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1994，和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未发表，1993，斯坦福大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新秀Alwyn Young 的三篇文章，“A Tale of Two Cities: Factor Accumula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2，MIT Press；“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 A Contrarian View”，Europ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