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表的分析有三个难点：

第一，利润表不能孤立的看，应该结合资产负债表来全面分析。

第二，利润表容易被粉饰作假，必须还原利润表的本来面目。

第三，即使利润数字是可靠的，只有对这些数字进行合理的分析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利润只是公司的一个方面，而公司的资源才是利润产生的源泉。对利润表的分析，离不开结合资产负债表的全面考虑。如果一个公司的利润表有问题，只不过是盈亏问题，而如果资产负债表有问题就可能是严重的问题了，有可能危及公司的生存。只看利润表，不结合资产负债表是片面的。

即使你看到的利润表，也是公司经过各种合法的，不合法的财务会计手法编纂出来的。在格雷厄姆的时代，财务造假屡见不鲜。格雷厄姆对利润表的问题也有很重要的分析。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时代的进步，公司财务造假的水平日新月异。格雷厄姆所提到的造假手段已经不再新鲜。但是，他提出的分析框架仍然有效。他指出，利润表的分析要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非经常性损益

第二，子公司或下属公司

第三，各种预提准备

由于目前的会计准则给了公司很大的空间去操纵盈利，我们所见到的盈利数字几乎都是历经磨难。简单的可以变卖资产（如联想卖金山的股票增加盈利），利用预提（如联想压低保修预提，虚增盈利），复杂的可以用裁员重组一次性支出（如联想利用重组减少未来费用），更隐蔽更复杂的可以利用养老金不计入损益的会计准则虚增利润（如某国字头香港上市公司），更无耻的还可以无中生有，虚造利润（如印度的萨蒂扬），最高明的当属安然，集一切造假之大成，更勾结会计师事务所，创出独特的造假方式。

盈利数字是否真实可靠是证券分析首先要考虑的。但是，即使盈利数字是真实的，如何利用历史数据作为判断未来盈利的指标。这是证券分析紧接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也是最不令人满意的问题。最重要是因为证券分析的全部目的就在于研究过去，判断未来。最不令人满意是因为历史并不总是可靠的，而且经常是毫无价值。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摧毁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价值。这些分析研究能起到足够的指导作用，是估值和选择证券的出发点。

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力”的概念体现在公司的历史盈利数字之中。当有了较长时间的盈利历史，涵盖了不同的经济周期，一个人才可以判断这个公司未来的盈利。合理的假设是这个公司的盈利在正常情况下还会与过去类似。这就是一个公司所谓的“盈利能力”。巴菲特为什么不投资新公司，而往往钟情于有较长盈利历史记录的公司？其实就在于靠太短的盈利历史根本无法做出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断。

需要注意的是，盈利历史不仅是平均值，更要看波动。用现代统计学的观点看，就是要同时注意均值和方差。另外，量化分析必须结合定性的考虑。

格雷厄姆认为“量化的数据只有在定性调查的支持下才是有用的。”

“Quantitative data are useful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supported by a qualitative survey of the enterprise.”

格雷厄姆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是：“当期业绩不应该是评估股票的主要依据”。这与股票市场的实际变化完全相反。在股票市场上，股价随公司的当期业绩变化而上下波动。有时候一分一厘的盈利变化都会引起股票的剧烈波动。一次良好的盈利往往推动股价。但事实证明，巨额的盈利往往是过眼云烟，不可重复。格雷厄姆的论点是，私人企业的盈利在好年景和差年景可以相差2倍以上，但是私人企业主却不会随意更改自己投资的价值。这是华尔街与实业界最大的区别，也正是由于这个区别，才给了价值投资者获利的机会。

股票市场不仅看重当期业绩，更强调向上的“盈利趋势”而不看重平均值。但是，所谓的“趋势”有可能完全是误导。即使真的有不断向上的趋势，竞争、管制、边际效益递减的自然规律等因素也会限制不断的上涨，让盈利回归均值。这就是数学和自然界“均值回归”的强大作用。与之相反，盈利递减的趋势也有可能改变，最终回归均值。因此，对历史数据，对均值的重视，有助于价值投资的分析。

在分析盈利的均值时，格雷厄姆认为：“亏损是一个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因素。”当计算盈利均值时，亏损的多少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力”，需要在均值计算中去除。这实际上就是统计中对“Outlier”异常值的处理方式。亏损实际上要从定性的方面考虑，是不是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的内在问题。

无论如何分析，格雷厄姆的忠告是：“直觉不应是分析者的特长。”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我们接受历史记录作为判断未来的依据。但是，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与之相反的现象。我们必须区分景愿、直觉与严密的论证与推导。直觉不应是分析者的特长。分析者即使有这样的特长，也要通过论证分析来实现。对未来的分析应该是深入洞察，而不是未卜先知。一厢情愿的对上涨趋势的希望远不如假设公司仍将回归并维持均值来得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