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

Andrew Batso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的最新研究显示，中国在降低高得出奇的国民储蓄率、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变方向有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

由IMF工作人员巴奈特(Steven Barnett)和布鲁克斯 (Ray Brooks)（他们以前曾在IMF驻华代表处工作）撰写的新论文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确实起到了鼓励中国家庭扩大消费的作用。他们写道：政府提高卫生支出，似乎降低了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并释放了家庭购买其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提高消费支出。并不是所有措施都受到了国外经济学家的欢迎。IMF这篇论文支持它和其他国际组织长期以来所表达的一种观点：从长远看，重建社会保障网络是鼓励中国消费者提高支出水平的最佳办法之一。两位作者说，2009年年初推出的医疗改革方案在增进健康水平的同时，应该有助于扩大消费。

他们的分析运用了数年期间不同省份的消费与卫生支出数据，从中判断政府支出的差别与消费的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存在怎样的关联。巴奈特和布鲁克斯得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结果。

论文说：结果显示卫生支出与城镇储蓄之间存在着一种统计上的明显关联……政府在卫生方面每支出1元，储蓄相应减少2元，也就是相当于消费增加2元。这是一种强大的效应，因为它意味着政府卫生支出每增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就会使私人消费提高GDP的2%，这样卫生支出每增加GDP的1%，产生的总需求效应就相当于GDP的3%。

坏消息在于，提高卫生支出的效应并不足以扭转局势：政府提高卫生预算之际，家庭储蓄整体上仍不断增加，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仍在下降。（两位研究人员没有发现政府提高教育支出对于储蓄率的影响，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储蓄主要是用于上大学，而政府支出主要用于支持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

这种情况鲜明地提醒人们，薄弱的社会保障网络并非中国高储蓄率背后的唯一因素。一些经济学家近期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根本性的因素是，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整个经济的增速。

巴奈特和布鲁克斯写道，家庭在经济增加值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到2008年，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从人均GDP的接近90%下降到略低于70%的水平。而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正是推动整体储蓄-消费变动的最重要因素。

论文说：家庭收入所占比重的这种下降，是消费（占GDP比重）下降背后的主要原因。对于城镇家庭来说，其消费自九十年代早期以来的下降，大约六成可归因于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收入下降起到的作用更大，其消费自九十年代早期以来的下降，大约四分之三可归因于此。

随着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整个国家的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进入了企业和政府的手中。但正如我们以前指出的，要说服中国政府采取降低企业收入、提高家庭收入的再分配措施，一直都很困难。